追溯鲁迅思想与外部世界哲学思潮之关联——从哲学的视角审视鲁迅

拙著取名为“哲学的鲁迅”，并非去论证鲁迅是位哲学家，而是从哲学的视角去审视他，企望能“探其本源，明其族类”，追溯鲁迅思想与外部世界哲学思潮之关联。

鲁迅研究已逾百年，其研究资料整理的系统与完整，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首屈一指，因此对一本著作价值的判断，若稍加对比，即可明了，但愿拙著能经得起这样的考验。现把具有原创意味的几个方面简述如下：

其一，鲁迅与严复译著《天演论》。

鲁迅对《天演论》，有继承，有否定，“去其偏颇，得其神明”，采用了哲学的“扬弃”立场。这由三个方面展示：第一，天行与人治。对自然科学意义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万物进化论，鲁迅是遵从的；对弱小民族宣扬斯宾塞的“天行”说，他是赞同的；而对跟从斯宾塞“丛林法则”的“兽性爱国”者，则以赫胥黎的“人治”予以抨击。第二，进化与退化。鲁迅把进化论和社会革命联系思考，愿意牺牲自我，促使新的希望在进化中诞生；退化的观念则深潜于鲁迅的“鬼气”“一代不如一代”，以及对“黄金世界”的疑虑中。第三，立群与立人。严复倾向于斯宾塞，强调“舍己为群”；鲁迅倾向于约翰·密尔，“首在立人”，人立而“人国”立。进化论在人类社会现实中的困境，使鲁迅最后认识到，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学说来取代严复译著《天演论》。

其二，《狂人日记》与《群己权界论》。

鲁迅《狂人日记》的写作动机与严复译《群己权界论》有关，“狂人”一词或许也来自该书。当时的鲁迅在思想观念上，倾向于约翰·密尔和严复的关于社会矛盾为“小己受制国人”的要义；接受他们关于“国群”之暴，“较专制之武断为尤酷”的判断；同意他们关于“国群”暴虐的恐怖之处，在于“束缚心灵”的结论；而且，周作人隔年所写的小说《真的疯人日记》也涉及严复译著《群己权界论》。《狂人日记》的意旨，在于批判由小人与庸众所组成的“国群”，对“小己”中“孤独的精神战士”的迫压、暴虐，“吃人”的意象则是这一历史语境中的具体展示与深化而已，是一种精神性的象征。

其三，鲁迅与卢梭哲学。

国内外对鲁迅早期思想研究的疏漏是，止于尼采，不再推进至卢梭。1926年底之前，鲁迅的“掊物质而张灵明”，是跟随卢梭对唯物质主义、唯科学主义的质疑；而“任个人而排众数”，则是借助尼采“超人”观念对卢梭“公意”说的调整，对“借众以陵寡”的庸众式民主政治的批判。鲁迅发现，淹没卢梭乌托邦式“公意”的愚庸类“众意”，即英语中的mob（乌合之众）之“长技”，亦即约翰·密尔所揭示的“多数的暴虐”，在中国则表现为“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它在外，构筑成“铁屋子”；在内，转化为“国民性”。

其四，鲁迅与尼采“强力意志”之力。

鲁迅前期的“力”之观念，是以尼采“强力意志”为核心，前承达尔文、斯宾塞，后延及对弗洛伊德、柏格森等的理解。鲁迅钟情尼采哲学的原因是，其一，“意力派”将成为新世纪的哲学主潮；其二，“意力派”摧毁偶像，与“五四精神”合拍；其三，尼采之“力”与达尔文进化论同源。中国的现状，落入《摩罗诗力说》中“古国衰败史”的魔圈，从汉唐时期的雄健阔大变为晚清的孱弱萎琐，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的腐朽力量的绞杀，以及封建统治者阴毒权术的奴化。为使古国浴火重生，鲁迅求助于尼采的强力意志，呼唤“精神界的战士”的诞生；求取生命本体的勃发与飞扬；坚执于深沉韧性的战斗。1930年前后，鲁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与美学，逐步疏离、告别了尼采哲学。

其五，鲁迅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

鲁迅在接纳马克思主义理论过程中有其特色：一是呈现为动态的逻辑演变，不断地扬弃旧我，吸纳新知；二是所接纳的新的理论多转化为内在的深度悟解；三是站在厚重的中国经验的基础上，化融了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上做出了独特的回应。

其六，鲁迅与《阿Q正传》。

鲁迅对于阿Q不是“怒其不争”，而是“惧怕其争”。鲁迅对于中国革命中的游民文化意识与民粹主义倾向是持批判态度的，他惧怕“阿Q似的革命党”这类游民、民粹的沉渣泛起，借着革命的大潮起来争夺权力与地盘，因为他们不可能成为推进中国发展的健康的力量，带给中国人民的反而是一场又一场的灾难。

上述六点或可视为本书的亮点，是否货真价实，创新推进，还是“忽悠”“卖拐”，再度“重复研究”，期盼同行们明眼审察，我亦诚心接受评判。如此，或可为现今的国内外的鲁迅研究增进一些生机与活力。